咱们平时走在通州的大街小巷，可能没怎么留意路牌上的名字。大多数路名都是些方位啊、地名啊，比如新华大街、运河西大街什么的。但你要是仔细看看，会发现有两条路的名字挺特别的，让人一下就能记住。一条是在运河边上，差不多跟北运河平行着的，叫赵登禹大街；还有一条在通州老城里，从南往北走的一条路，叫佟麟阁街。
听到这两个名字，有些人可能觉得耳熟。没错，在北京城里，像是西城那边，也有叫佟麟阁路、赵登禹路的地方。这通州的两条路，跟市中心那边的路一样，都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两位民族英雄，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。而且，这两条路的历史也都挺长了。今年呢，又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走在这些以烈士名字命名的路上，自然会让人想到那段历史，想到咱们中国军民当年为了保卫家园，那种不怕牺牲的决心。
要说这两条路，它们的命名和名字的变迁过程，其实还挺复杂的。
先说说赵登禹大街吧。现在你去通州，从地铁六号线北运河西站出来，沿着玉带河东街往西走一点，第一个路口往北拐，就进了赵登禹大街了。这条路不是直南直北的，而是有点斜着，就跟旁边流淌的北运河差不多一个走向。现在这条街两边变化挺大的。路的东边，你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商务楼，像复地金融中心、银行的副中心分行啊，还有合景·悠方天地购物中心什么的，看着挺气派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新面貌。可路的西边呢，是一些老的居民小区，像西上园、中上园。还有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学校，就是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，这个学校厉害了，它的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办的“东关初等小学堂”，算起来都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。这条路也方便了周围居民出行，比如住在上营大桥那边的，就能通过这条路直接开到新华东街去。
再看佟麟阁街。这条路是通州老城里一条重要的南北向街道。它从玉带河东街开始，一直往南，通到新华东街和新华西街交叉口那块儿。可能你现在走在这条街上，不一定到处都能看到写着“佟麟阁街”的路牌了，但是路边的公交站名还是保留着，叫“佟麟阁街”，这就像一个无声的提醒，告诉大家这条街的名字是有来历的。这条街的两边，你能看到很多对老通州人来说特别有记忆的地方，像潞河医院、红旗厂等等，都是老牌子了。同时，也有一些新冒出来的现代建筑，像米开Town文创园、北京ONE什么的，这些新建筑就见证着通州这些年的发展变化。
这两条路的名字，说是为了纪念佟麟阁和赵登禹两位抗日将军，这个由来是很直接的。它们第一次被命名为赵登禹大街和佟麟阁街，是在1946年，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。那时候，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抗战中牺牲的烈士，通县（当时通州不叫通州区，叫通县，是河北省管着的）的人民也用给街道命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敬意。
但是，这两条路的名字并不是一直就这么叫下来的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城市的建设发展，还有一些管理规定，这两条路的名字和模样都经历了不少变化，甚至有过消失又重新出现的情况。
先说赵登禹大街。其实在更早的时候，明朝那会儿，这条路就已经存在了。那时候通州的漕运特别发达，是京杭大运河漕粮物资运到北京的第一站，所以通州市场上商品特别多。当时这条跟北运河平行的街道，因为在通州城的东关附近，而且从东门往南走，所以叫“东关大街”。1946年，为了纪念赵登禹将军，东关大街改名叫赵登禹大街。可到了1981年，当时北京市有一个地名管理的规定，原则上地名不以人名来命名，所以这条街的名字又改回了“东关大街”。
佟麟阁街的情况也类似，甚至更复杂一些。清朝的时候，这条街南边那一段就已经有了，是从当时新城南门通往西仓（就是现在北方精密机械厂那块儿）的一条路，因为它在新城南门里，有人管它叫过“十字街”。后来到了清朝光绪年间，这条大街往北延伸了，一直修到了新城北街（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街）。然后到了1946年，为了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，这条街就被命名为佟麟阁街。再往后，到了1955年，这条街又往南延伸了一点，通到了新华大街。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它的一部分被并进了当时叫“人民路”的大街。更让这条街“消失”的是1980年，当时潞河医院要扩建，把佟麟阁街的一部分给占了，这条街在地图上就看不到了。1981年，在原来佟麟阁街南段的位置，又重新命名了一条街，因为在新华大街南边，就叫了新华南街，并且跟新城南路连上了。当时这条新华南街大概有800米长，30米宽。
看着名字变来变去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？毕竟是用英雄的名字命名的。不过，后来的发展证明，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两位抗日名将做出的巨大贡献。
到了1985年10月，那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。为了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佟麟阁、赵登禹将军，通县的县人大和县政协就提出了一个建议：咱们应该把这些以抗日英雄命名的街道名字恢复回来！这个建议得到了县政府的同意，并且报到了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，也获得了批准。于是，“新华南街”就重新改名回了“佟麟阁街”，这样就把那个因为城市改造而消失的佟麟阁街的名字又找回来了。同时，“东关大街”往南那一段主要街道，也恢复了“赵登禹大街”的名称，就是要让后人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记住他们的功绩。
不过，赵登禹大街后来的命运又经历了一次转折。到了2009年，随着上营地区的棚户区拆迁改造，赵登禹大街又暂时消失了。但是，到了2015年8月，赵登禹大街又一次正式出现在了通州的地图上，而且这次出现意义重大，它成了通州新城核心区一条非常重要的南北向通道，而且还是这个区域内第一条通车的新建道路，对于加强新华大街、故城东路、玉带河大街这些主干道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你看，这条街的名字虽然几经变化，但最终还是以“赵登禹大街”的名字，在城市副中心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说起来，同一个城市有两个地方的路名都叫佟麟阁和赵登禹，这算是个挺特别的历史巧合了。1946年刚命名那会儿，通县还属于河北省，跟北平是分开的两个行政区。但是，两个地方都在用街道名字来纪念这两位抗日名将，这说明英雄的牺牲，在当时是影响全国的大事。
那有人可能要问了，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跟通州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是通州人吗？或者在通州打过仗？根据一些资料，两位将军可能跟通州没有特别直接的个人联系。但是，他们所在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，这支部队曾经驻扎在通州附近。而且，这支部队跟抗战初期在通州爆发的一件大事——通州起义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。
这事儿得从1935年说起。那时候，日本帝国主义正一步步侵略咱们的国家，把魔爪伸向河北、察哈尔等地。1935年11月，日本鬼子指使汉奸殷汝耕，在通州搞了一个伪政权，叫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。这个伪政权管辖着通县、香河、三河等22个县，还有唐山、秦皇岛这些地方。殷汝耕自己当了伪政府的头儿，完全听命于日本人，干尽了坏事。他们大肆抢掠老百姓的财富，推行奴化教育，还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统治，把冀东地区的人民推向了深渊。殷汝耕的叛国行为和日本鬼子的暴行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。据说当时殷汝耕每天都能收到好几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抗议信、骂他的信。
不过，即使是在殷汝耕这个伪政府里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死了心当汉奸的。伪政府下面有一支“保安队”，这支保安队里有两个人，叫张庆余和张砚田，他们当时是保安队的队长，但他们心里是向着咱们中国的。他们本来是河北省特警总队的队长，听当时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指挥的。1935年于学忠的部队奉命开往西北，因为特警总队不算正规军，没有一起走。于学忠临走前秘密嘱咐他们，要好好训练部队，等着以后听命令。结果呢，他们就被编进了殷汝耕的伪保安队里。
张庆余和张砚田他们虽然身在伪军里，但每天看着日本鬼子和伪政府官员欺压老百姓，心里非常气愤和憋屈，只能暂时忍着。时间到了1937年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。咱们中国的军队开始了抵抗。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奋起反击。原文里提到，当时通州南城外就有一支29军的部队。而且通州那地方，在敌后，又是日军重要的交通线。因为有29军这支部队在附近，日军的这条交通线就不是那么顺畅了。
张庆余和张砚田得知城外有29军的部队后，立刻派了自己信得过的人，秘密地跟29军联系上了，并且向29军37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怎么办。冯治安当时告诉他们：“现在我们29军跟日本人是打是和还没完全确定，你回去告诉张队长他们，暂时不要轻举妄动。等我们29军开始跟日军全面开战的时候，请张队长他们出其不意地在通州发动起义，同时分出一部分兵力侧面袭击丰台的日军，这样可以形成夹击的效果。”冯治安还让他们派心腹人员跟29军的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，后来张樾亭更是把冀东保安队的第一、第二总队都编入了29军的战斗序列，这等于是在伪军内部安插了咱们自己人。
然而，七七事变发生没多久，也就是7月27日凌晨，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通州城南的城墙上，向29军驻地开炮。29军的将士立刻进行了反击。日寇还出动了飞机进行狂轰滥炸。当时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，为了表明自己是伪军，不是29军，还多次向日军飞机展示他们的五色旗，结果呢，日本鬼子根本不管，照样对他们进行轰炸！这下，保安队里的那些人被彻底激怒了，他们也开始用机枪向前来轰炸的飞机扫射。
到了7月28日，日军大举进攻29军，还命令伪保安队配合他们的行动。但是，驻扎在通县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命令，他们对空放枪，放走了29军驻通州的官兵。残忍的日军看到保安队不听话，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。这件事彻底激怒了保安队里那些本来就不想当汉奸、早就准备起义的人。张庆余、张砚田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就决定在7月28日夜里12点，在通县发动起义。
起义的指挥部都安排好了，城外有一个，城内保安队指挥部也有一个。张庆余对起义进行了精心的布置：第二总队负责把守城门口、邮电局什么的，切断交通；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的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可能来的增援敌人；第一总队分成三路，去突袭日本鬼子在通州的守备队、伪政府机关等等。
到了2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通州城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，起义战斗打响了。起义部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关上城门，切断城里的交通，占领了电报局和电台，还包围了冀东伪政府，把殷汝耕这个大汉奸都给活捉了！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上午10点左右。但是，因为日军派出了空中力量支援，起义部队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，寡不敌众，最终只能撤退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通州起义”。
所以说，通州的赵登禹大街和佟麟阁街，它们名字的由来，不仅仅是简单地纪念在北京牺牲的两位将军，它们还跟通州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抗日事件——通州起义——有着深刻的联系。通州起义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它是在敌后、在伪政权的中心发动的，意义非常重大，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精神。而这场起义，正是跟驻扎在通州附近的29军以及像张庆余、张砚田这样心向祖国的伪军官兵紧密相关的。
再回到两位将军本身。佟麟阁将军出生在河北高阳，是咱们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。他1911年就参军了，一直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干，从最基层干到师长，再到29军副军长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他在部队干部会议上说得特别慷慨激昂，说什么“战死者光荣，偷生者耻辱”，军人就应该“马革裹尸，以死报国”。他亲自指挥部队在卢沟桥抵抗日军。7月28日，日军猛攻南苑，佟麟阁将军亲临前线指挥，腿部受了伤，但他顾不上包扎，坚持指挥战斗，结果在敌机轰炸中头部受重伤，壮烈牺牲了，那时候他才45岁。
赵登禹将军出生在山东菏泽，也是冯玉祥部队的老兵。他从传令兵一步步干上来，打仗特别勇敢。1933年著名的喜峰口战役，他带着部队跟日本鬼子打白刃战，消灭了五六千敌人，立了大功，后来升任132师师长。卢沟桥事变后，他的132师奉命开到北平近郊。7月28日，他在南苑指挥部队准备反击的时候，遭遇日军伏击，不幸壮烈殉国，牺牲的时候只有39岁。
两位将军牺牲后，国民政府和后来的新中国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纪念。1937年他们就被追赠为陆军上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赵登禹烈士的墓也得到了多次修缮。
所以，通州的赵登禹大街和佟麟阁街，它们不仅仅是两条普通的街道，它们的名字里承载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。它们纪念着为国捐躯的两位将军，也见证着通州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抗日斗争，包括那些在通州起义中英勇战斗的中国军民。这些路名就像是历史的坐标，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段艰难岁月，不要忘记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先烈。走在这些路上，看看身边的变化，再想想名字背后的故事，会让人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，也会对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英雄们，心生敬意。